这时候管理者的职责就是要加强投资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并且规范其他市场参与者信息透明，保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中共也将取缔饱受诟病的劳教制度。萧功秦把这位中国新领导人视为一位"强人"，有能力压制政治对立面，以推进必要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这份已经被简称为"决定"（这个简称含有最高指示的意味）的文件，详细地说明了自前总理朱镕基以来似乎最雄心勃勃的一项改革指导方针。习近平夯实权力的步伐可谓非常迅速。可以说，他仅用12个月便已成为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强势的最高领导人。10多年以前，朱镕基主持对中国国有企业实施了激进的大改革。 或许可以豪不夸张地讲，习近平如今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他也开始压制互联网上的异见，并加大对外交政策的直接控制力度--中国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映了这一点。他的任期还有9年，到2020年他卸任时，中国可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一方面从贫困地区来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却要担心有些发达地区的农民蜕变成寄生阶层。
虽然那些富裕的城市郊区农民可能对专给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不屑一顾，但是从贫困地区农村来的广大的‘农民工却得不到城镇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而落到‘二等公民的地位。如果在远离城市的贫困地区为了修公路而征收农民的耕地，提高补偿标准在道义上说得过去，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别。这种按改革以前‘自耕农=小资产阶级，产业工人=无产阶级的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引申出来的荒谬观点至今还出自所谓‘三农专家的口中，实在是让人口瞪目呆。只有在城镇（尤其是大城市）发展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二，三产业才能真正使农民脱贫致富，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宗旨和成功经验。
让外国人倍感困惑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民办教师，‘乡镇企业等概念就是典型例子。所以要讲只能讲具体的，不能讲笼统的农民利益。
如果他懂得中国户口的‘隐性价值千差万别，而人人都向往户口的‘隐性价值最高的‘北上广的生活，那么他就会知道8万元的所谓的农民‘市民化成本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纯粹是自欺欺人的数字。那些主张让农民回家乡养老的‘专家也许拿我国没有那么多城镇就业机会等理由来辩解自己的主张。谁是农民？因中国长期实行独特的‘户口制度，农民一词早已和从事农业的职业概念完全分离，成为代表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但是如果不考虑地理位置不但对城镇户口，也对农村户口的‘隐性价值的高低起决定性的作用，不重视户口的‘隐性价值千差万别的现实，那么‘农民工的‘城镇市民化永远是‘纸上谈兵。
实际上，正是中国独特的户口制度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剥夺了人们不当农民的权利，所以还有那么多农民不得已继续留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不得不从事劳动生产率低微的农业劳动。当然他们的目的不在于从事当地的农业生产，而是想以村民的身份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中免费领取那价值不菲的宅基地，盖起农村‘别墅。但是由于历史累积下来的城乡贫富差别太深，为了社会稳定，中国至今还不能一下子废弃世界上独特的户口制度（据说只有北朝鲜和非洲贝宁才有类似的制度）。到目前为止的国内外经验都证明城镇化这条路走得通，因此今后也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而没有希望变为建设用地的中西部地区土地的市场价值很低，耕作收入还不如出去打工，所以想把耕地使用权转包出去也可能没人要，回乡以后也只能靠微薄的农业耕作收入生活。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有什么不好？有的‘三农专家竟然质问‘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他们把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比作危险的人生赌博，如果没有通过繁重的劳动才能勉强温饱的故乡的那点耕地，简直就是老了也死无葬身之地，非要引起天下大乱不可。
不管有改革路上有多少困难，不平等的户口制度迟早要彻底废除，任何经济制度的改革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中国政府本不应该长期用户口制度限制贫困地区的农民寻求美好生活的自由。
根据目前地方政府负责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无力承担这种额外的财政支出，所以不愿意接受‘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同地区农民的处境大不一样在谈论‘三农问题时，有的人主张应大幅增加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反对的人说那样会产生大量的‘寄生阶层，引起社会的不公平。当户口‘隐性价值很低的西部山区农民把‘农转非看成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时候，发达地区的农民却对地方政府许诺给的城镇户口嗤之以鼻。现在不管农民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政府没有正式变更农民的身份，那么你就永远是农民，就不能和城镇居民同等享受大多数公共服务。韩洪锡 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但要知道我国人口密度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低。
只有大幅度减少农业人口，加快城镇化来转移农村劳动力，中国才有希望建设小康社会。这样的主张貌似关心最贫困地区出来的‘农民工的利益，但实际上恰恰损害他们的利益。
但大城市为了建设公共设施征收郊区农民的耕地时，如果按市场价格大幅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就等于养一批‘新型地主和寄生阶层，鼓励‘钉子户把负担转嫁给社会其它阶层。即使农民全部占有自己生产的产品，很多农村还是不能摆脱贫困生活。
比如，前面所说的大幅提高被征地农民补偿标准的主张貌似公平，但要看在哪些地方实施而结果却大不一样。有些自称‘三农专家的人忽视中国农村的多样性，往往把农民看成拥有相同条件，追求相同利益的‘均质的群体，习惯于笼统地打着‘为农民请命的口号提出一些政策主张。
任何会加大废除户口制度难度（比如限制外地人的权利来增加本地户口‘隐性价值）的政策措施只能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南辕北辙的作用。即使是同样的农民身份，不同地区的农民群体拥有的农村户口‘隐性价值就大不一样。如果像其它没有限制自由迁徙的国家一样，城市敞开胸怀接纳农民的话，谁还愿意继续留在（或者年老后不得不回到）那个离现代物质文明很远的山区农村呢？ 中国人多地少，尤其是西部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只靠农业注定改变不了一辈子过贫困生活的命运。中国人多地少，如果限制农民只能在本地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很多地方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注定会很低，创造的价值少。
这样的主张往轻里说是糊涂，不相信如果没有歧视性的户口制度，农民会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目前的‘新型城镇化只考虑如何把‘农民工转变为城镇居民。
往重里说这是误导农村改革的方向，推卸政府对农民平等对待的责任，维护不平等的户口制度。在中国每个人生下来都要自动继承父母的身份，被划分为只允许在某个地方才有正式居住权的‘城镇户口或‘农村户口，除非有特殊的理由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政府的事前许可就不得变更。
甚至有一些城市人想利用职务之便拼命争取‘非转农，去当‘农民。‘乡镇企业和‘农民工的出现给农民的定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韦伯一百年前的表述，依然可以应用于当代中国。从2010年开始引人注目的第三波移民潮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是，本次移民的主体是新生代的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最倒霉的，连人身自由和生命都丧失。【编者按】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李克强领衔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走向前台，释放出众多政策信号，既有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也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整肃。
这个WMD相互伤害的武器，是从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局面走出来的过程中，与中国的民营经济一道形成的。这便导致了比官员腐败更广泛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任何行业里私营业主所获得的财富，从第一天开始就不干不净，主要不是经营者道德低下，而是他们所不得不打交道的官商网络，要害部位都是不干不净的。
我们期待，本届中国高层领导能把折磨中国创富者们很多年的WMD，改变成WMT--Wealth of Mutual Trust，让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创富者相互信任，使中国普通国民更有保障地致富保富。只有着力于私人财富合法保障的稳定基石，才是做足了中长期的规划，为中国公民长远的财富安全筑起法的长城。
因为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下，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的大环境--即所有与经济金融活动相关的法律规章政策，都不是通过独立透明的司法系统来起作用的，而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有力的"手"来实施的。我在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改了中间的一个字，变成Weapons of Mutual Destruction，意思是"相互伤害的武器"，用它来标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下官商关系的一个核心要素。
